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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万历十三年的早春二月，凌云翼自日本返回述职，安南攻略也告一段落。黎朝光兴帝逃亡占城新州后逃入深山，平南公爵龚显已经移文占城三大土司，责令他们立即交出光兴帝和郑松。而远在欧洲的徐光启使团在春节前已经踏上了罗马的土地，即将觐见罗马教皇。

    中洲大陆上大明王朝，经历了变法的第一波阵痛之后，已经初现市场经济的雏形。

    随着银币“龙元”与小额银票的发行，大明市场从涩滞走向流动性充足；随着东北、西南两个方向的大移民深入开展，手工业学徒以及第一代“工人”的薪酬水涨船高；随着缅甸稻米、东北大豆和玉米以及官府力推普及的土豆、红薯大量种植，大规模的饥馁之忧亦不再现于世。

    自万历九年已经出路端倪的盛世之像由是已经被朝野上下所肯定——“万历盛世”已经毫无疑问，至少在民间的口碑中，此际天下已经远迈国朝“仁宣之治”。

    二月二十五日，内府统计局发布了《万历“二五年规划”的之回顾》并在报纸上广而告之，以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了如今盛世的荣景：

    万历十二年，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万吨，为万历七年五倍，万历三年的十倍，隆庆六年二十五倍，西班牙、英国钢铁产量的八倍。

    万历二年开始制定的“五年计划”，开始的时候只是挂在皇极殿的一张红绿色相间的图表，朱翊钧初始目的只是让群臣养成“计划——落实——反馈——改进”的“规划”意识和工作习惯而已。

    但这张计划表经过“张居正考成法”以及“朱翊钧加强版考成法”的加成，自万历三年开始，就已经初具顶层设计的一切要素，这些年尤其是大变法后，逐渐成为指导朝廷施政的纲领性文件。

    万历十二年，是第二个“五年规划”的收官之年，朝廷也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各地落实规划的情况进行调研，并依据调研成果起草新的五年规划，期间广泛征求朝野民意。

    到最新规划出台时，已经成为目标清晰、路径明确、举措有力的发展纲要，若论起万历十三年最大的政治，那就是这一年是新的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。

    二月二十六日，张居正离开了虎坊桥家中，先乘马车到西苑，然后在门外换乘肩舆入内办公——因其病体“初愈”，皇帝特旨赐“锦辇”，并赐罗盖等仪仗，张居正得以坐二人小轿直入政事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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