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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万历十二年初，因为初级工业冲击手工业，杭州、湖州等地陆续民变，漳州府城在四月份甚至发生变乱导致府城被民变者占据。为了缓解迫在眉睫的危机，朝廷以光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——成立银行并向市场投放货币就是其重要一环。

    因为这件事朝廷事先已经准备了许久，因此银行在短时间内就铺到了全国各地，大量货币投入市场，在缓解了通货紧缩的同时，有利于市场流通加快，从而推动生产扩增，对就业市场的刺激立竿见影。

    然而龙元和小额银票投入不到一年，就出现了“影子银行”，朱翊钧为之咋舌的同时，也对大明百姓对商品经济的理解暗暗喝彩。

    谁说我先民不懂市场经济的？事实证明，中国人天生具有商业头脑，只要政策允许，他们将在市场上披荆斩棘，走出一条康庄大道——后世的中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

    喝彩归喝彩，如何处置这新生事物，却成了摆在朝廷面前的难题。

    朝廷在发行银票的时候，是伴随着严刑峻法的——民间私自铸币和印钱超过百两，即判斩首之刑。为了防止民间法盲或者无知少年因为好奇仿制而莫名其妙掉了脑袋，这项法律还是有些温度的——百两以下的判流放加苦役。

    因为纸币发行是国家最重要的金融行为之一，此际的小额银票科技含量非常高——其纸张配方严格保密，再加上多色套印、水印、密纹等多种防伪技术，民间绝难仿制。

    但是，伪造货币这条罪名是无法安在发放贷款者的钱庄头上的。它们没有发行银票，也没有铸造龙元，只是利用了朝廷小额银票与银子等额兑换的政策漏洞，新发行了票据而已。

    公道的说，这些“钱庄”如果不用“龙元”做本金来赚朝廷的火耗钱的话，他们用纯银作为本金来发行票据、放贷完全正大光明。朝廷发行的小额银票只不过启发了这些民间银行家，将故宋即存在的“银票”进一步发展，将之与贷款业务结合在一起罢了。

    在文英殿御前会议上，王国光奏言道：“朝廷若不分青红皂白的禁止发行此类票据，于法于理都立不住；若反过来禁止了银票与龙元互换，又怕民间不乐用银票，诚为两难。臣等以为，若两害相权取其轻者，还是禁止银票回流要合理些。”

    怎么就又得“两害取其轻”了？朱翊钧嘴角泛起苦笑。这些年变法，朝臣颇有烦言者，就在于这变法越深入，此类事情越多，而且千头万绪，经常牵一发动全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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